前言
尽管“自然资本”这一概念是在近代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发展中才正式提出的，但人类对自然资本的管理实践却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的远古时代。早期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逐渐积累了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管理经验，这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首先，原始社会的人类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有意识地管理自然资源。他们通过狩猎、采集和渔猎等活动获取食物，但也懂得避免对某一地区的过度开发。例如，他们会遵循季节性的迁徙模式，以使动植物资源有足够的时间恢复。这种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体现了早期对自然资本的朴素管理。
其次，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系统性地管理土地和水资源。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黄河流域的中国，都发展出了灌溉技术、轮作制度和土壤改良方法。这些实践不仅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也体现了对自然资本的深刻理解和有效管理。
此外，许多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都包含着对自然的崇敬和保护。例如，某些原住民文化会将特定的森林、河流或山脉视为神圣之地，禁止砍伐或捕猎。这些传统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是对自然资本的另一种形式的管理。
传统的渔业和林业管理也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资本的重视。通过制定捕捞季节、限制捕捞工具和设定保护区，人们试图维持资源的可再生性，保障长期的收益。
由此可以看到，虽然“自然资本”作为一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对自然资本的管理实践却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早期人类通过经验和智慧，与自然建立了和谐共生的关系，这为我们当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以大禹治水、都江堰的建设以及对幼发拉底河的治理为例，这些古老的工程和实践不仅展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反映了早期对自然资本的深刻理解和有效管理。
大禹治水的传说源于中国上古时期，据记载，大禹为了治理频繁的洪水，耗费了13年的时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没有采用简单的堵截方法，而是选择疏导，将洪水引入河道和大海。这种策略不仅减轻了洪水对农田和居民的破坏，还改善了土地的肥力。大禹的治水实践体现了对水资源的综合管理，他认识到洪水既是威胁，也是资源，通过合理的疏导和分流，将水资源有效地分配和利用。这一过程展示了早期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自然资本的智慧管理。
都江堰的建设则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在四川岷江上修建了这一宏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组成，其设计的独特之处在于不设大坝，而是利用水的自然流动规律，达到分洪、灌溉和航运的多重目的。这种方法避免了对河流生态的破坏，维护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江堰的建成不仅提高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力，还保护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其水土保持和防洪减灾等功能，体现了对自然资本的长期管理和投资。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的治理同样展示了早期对自然资本的管理。这里的居民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了对河流的治理和利用。他们修建了复杂的灌溉渠系，将河水引入农田，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支持了城市的兴起和文明的发展。此外，他们还学会了管理季节性的洪水，通过堤坝和渠道控制水流，防止洪灾。这种实践不仅保护了农田，也利用了洪水带来的肥沃沉积物，增强了土地的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像汉谟拉比法典这样的古代法律中，还包含了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条款，规定了用水权和灌溉义务，体现了对自然资本的制度化管理。
这些历史实例表明，人类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对自然资本的管理。他们通过智慧和实践，利用自然资源来改善生活，同时也注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古代的自然资本管理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们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处，尊重自然规律，这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理解和学习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环境挑战。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当注重对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大禹治水、都江堰的建设以及对幼发拉底河的治理，都是人类早期自然资本管理的生动例证。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财富，充分证明了尽管“自然资本”作为概念是现代的产物，但其管理实践却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当代中国在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仅在国内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且在国际上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生态文明理念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提出到深化的过程。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强调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此后，生态文明理念不断丰富和完善。2012年，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成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其次，在政策层面，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构建了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发布，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此后，《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相继修订或出台，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中国还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绿色发展评价考核制度等，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约束。
再次，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改善和经济转型成果。首先是能源结构的优化。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持续增长。其次是污染治理的深入推进。中国实施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都有所改善。再次是生态修复和保护的加强。中国推进了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
此外，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重创新驱动和科技支撑。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了新兴的绿色产业。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节能环保装备等领域发展迅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中国还积极探索智慧环保、数字生态等新模式，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倡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合作和绿色金融发展。中国还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承诺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力量。
然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理念尚需深入人心，全社会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全民生态意识。
总之，当代中国在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修复，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榜样。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而提高管理自然资本的技术无疑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这一进程贯穿了人类文明的整个演化历程，从最早的狩猎采集社会到当今的高科技时代，人类始终在探索和改进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和手段。这种对自然资本管理技术的不断提升，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文化。
在早期，人类依靠简单的工具和原始的技巧来获取食物和资源。石器的打制、火的使用，以及简单的渔猎和采集方法，都是最初的人类技术。这些技术的出现和改进，使得人类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逐渐从被动的适应环境转向主动的改造环境。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开始定居，驯化动植物，发展出耕作、灌溉等农业技术。这些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支持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复杂化。农耕技术的改进，如轮作、休耕、施肥等，不仅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深入理解。
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本的利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大规模的资源开采、能源的高效利用，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然而，这一时期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利用，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
在当代，高科技的发展为管理自然资本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手段。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突破，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监测和利用自然资源。例如，通过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监测森林覆盖率、海洋生物资源等；通过基因工程，可以培育出高产、抗病的农作物；通过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了环境污染。
然而，尽管技术在管理自然资本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仍然存在局限性。自然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在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常常会忽视一些潜在的风险和后果。例如，化学农药和化肥的广泛使用，虽然短期内提高了农业产量，但长期来看却导致了土壤退化、水体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工业废气和废水的排放，造成了大气和水体的严重污染，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环境。
这种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要求我们在管理自然资本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艺术。这里的“艺术”并非狭义的艺术创作，而是指一种理念和价值观，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这些问题超出了纯粹技术的范畴，需要通过艺术的思维来理解和解决。
艺术思维强调整体性、创造性和情感共鸣，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然，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将自然视为资源和工具，而应当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承认自然万物的生命权和存在价值。这样的价值观促使我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更加谨慎和负责任，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例如，许多原住民文化中，都有着对自然的崇敬和敬畏之心。他们相信自然万物都有灵性，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理念使得他们在狩猎、采集和耕作时，都会遵循自然的节律，避免过度开采和浪费。这是一种基于艺术思维的自然资本管理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现代社会，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也是对艺术在自然资本管理中作用的体现。生态伦理学主张，人类应当对自然环境和其他生物承担道德责任，而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样的理念促使我们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倡导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此外，艺术还通过审美体验，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感知和认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可以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例如，自然文学作品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生动的野生动物形象，引发读者对自然的向往和珍惜之情。环境艺术通过对自然元素的巧妙运用，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唤起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在应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艺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挑战，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技术手段，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融合了生态学、建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强调自然环境和人类居住环境的协调统一。这样的实践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总之，提高管理自然资本的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仅有技术是不够的。由于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存在局限性，在管理自然资本的过程中，需要艺术的理念和价值观来引导和补充。艺术思维帮助我们从更宏观、更人性的角度看待自然，理解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从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资源管理策略。
未来，我们需要在教育、文化、政策等各个方面，促进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在教育方面，应当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鼓励他们既掌握先进的技术，又具有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化方面，支持环境艺术、生态文学等领域的发展，利用艺术的力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在政策方面，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鼓励创新和实践，为技术和艺术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对自然资本的有效管理，推动人类文明向更加和谐、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类的福祉，也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是一项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
- 张家林，2024年10月1日